2.唐代以后的“虚位” 女皇
从唐代开始，女娲为三皇之一的说法开始产生较大影响，并逐渐走入文学的殿堂。有的论说承袭旧说，把女娲视为传说中的女皇。如孔颖达注疏的《易传•系辞下》：
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黄氏……凡十五世，皆习包牺氏之号也。
与此同时，根据神话传说中女娲的尊贵地位，将其作为尊贵和权力女性的符号，是唐代以后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意象选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与女娲造人和补天神话文学移位的万紫千红、群芳争艳的繁菜景象相比，女娲女皇之治神话的文学移位显得极为苍白、极为枯萎。
有限的表现女娲女皇之治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上只是风毛麟角，而且在质量上也不过是借用女娲的女皇地位而成的平庸之作，与唐诗宋词，乃至《红楼梦》中对女奶造人补天主题的纷经演绎相比，不啻天壤。唐代崔融《代宰相上尊号表》：“岂使女娲神化，仍参泰古之皇。”苏安恒《请复位皇太子疏》：“臣驰情缃素，窃见女娲之代，风俗简朴，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李商隐《宜都内人》：“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義理九州耳。”这种文学演绎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的各朝，直至近代。
值得说明的是，文天祥的《徐州道中》诗：
未央称寿太上皇，巍然女娲帝中闱。
纵然富贵自有命，造物颠倒真小儿。
这是笔者所见有关女娲女皇之治题材的诗文作品中文学性最好的一篇了，但也只是把女娲的女皇符号稍加渲染，仍然缺乏文学的想象和创新的意境。
后来的作品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了。明顾璘《文信侯传》、明倪元路《诰封孙母钱太夫人行状》，清黄遵宪《温则宫朝会》等作品虽然采用了女娲女皇形象的意象，但并没有给女娲女皇之治神话的文学移位带来繁荣气象，反而是其冷落萧条的证明。
在繁花似锦的女娲造人补天神话文学移位的景象面前，女娲女皇之治的文学移位实在是过于渺小和微弱了。这个反差对比极为强烈的现象使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上古神话在离开生长的土壤而走向文学移位的过程中，是不是被后人毫无保留地吸收和演绎？找寻女娲女皇之治神话被冷落的痕迹，反思其内在文化动因，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学移位过程中对于神话题材的吸收，是要以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需求为前提的。
一个男权社会，尤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有足够的力量质疑母系社会观念下女娲的女皇地位，并将其从帝王之列排挤出去的。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
鉴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之前历史记载的缺失，司马贞以《三皇本纪》呈现五帝之前的历史，但其对三皇之一的女娲的态度，承袭了汉代以来对女娲这一女性神帝的冷漠和贬低态度。一方面，他无法回避母系社会有关女娲圣德的遗闻，未否认女娲有“神圣之德”；另一方面，他却把女娲排除在三皇之外寻找各种理由和根据。
首先，他对女娲造人、补天等人所共知的功德视而不见，认为女娲除“作笙簧”之外，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并以此作为《易经》没有收录女娲事迹的原因。
其次，他还用秦汉以来的“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女娲被排除在三皇之外的理由。按照他的解释，自伏義后，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了一圈，所以轮到女娲时应该是木德。然而，无论是抟土造人，还是炼石补天，都显示出女娲以土为德的实质，所以她“不承五运”。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唐代丘光庭《兼明书》：
郑康成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明曰：女娲、燧人、祝融事，经典未尝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运，盖霸而不王者也。
可见，女娲因不承五运而淡出女皇行列的说法，到唐代已经相当普遍。
而宋代理学家，干脆赤裸裸地指出，作为女人，女娲和武则天一样，根本就不应该抛头露面，过问政治。程颐说：“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同时代的鲍云龙《天原发微》在程颐的基础上，更加直接地指出女娲之类的女子参政的荒谬性：
阴不可以亢阳，臣不可以抗君，妇不可以抗夫，小人不可以抗君子。程子曰：臣居尊位，莽卓是也，犹可言；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
于是乎，女娲一时间竞然成了女人过问政治、步入政坛这一反面形象的代表。明代周琦说：
女主之王天下，起自女娲。女娲在始立君之时，人道未明之日。今吕氏称制在彝伦明正之日，非女娲时比也，变也。不有王陵周勃之侍，几何而不危刘乎？
尽管周琦的主要矛头对准的是汉代的吕雉，因而还算给女娲留足了面子，说她在“人道未明之日”“王天下”是情有可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女娲主政和吕雉如出一辙，都属于“妇居尊位”之类的大逆不道之举。
看了这些义愤填膺的激烈言辞，人们或许可以窥见父系社会中男权主义在政治方面对于女子的介人是何等地无法容忍。
女娲女皇之治的神话没有在后代的文学殿堂中获得像造人和补天神话那样的生机，根本原因在于女皇问题涉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王权观念问题。作上古母系社会残余观念表现的女娲女皇之治的传说，进人父系社会后在男权的挑战和排斥下逐渐淡出政权统治领域。这一流变过程和其与造人、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之间的对比、反差，极为清楚地揭示出神话在其文学移位的过程中是如何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这一历史规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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